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1944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在重庆《大公报》上）计60期。

1946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

1947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1949年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

1957年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解放后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1981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侄子：汤继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艾芜除陆续创作短篇小说外，还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主要以普通农民、城市苦力、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悲惨遭遇、反抗和追求。

抗战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收》和《纺车复活的时候》，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民关系和农村面貌的变化，在当时颇有影响。1942年前后，艾芜创作上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1946）、《故乡》（1947）、《山野》（1948），中篇《乡愁》（1948）、《一个女人的悲剧》（1949），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作品，仍大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较之30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这时期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的面更广，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提高。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尤其是长篇小说《山野》，围绕着一个小山村的生活和人物关系，展现了抗战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比较深刻的描绘。《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作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素洗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罪恶统治，反映了黎明前的浓重黑暗。

艾芜解放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一个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因此对于他们，他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愤慨。他不仅写出了生活重压所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活恶习，还发掘出了他们心灵深处的美好品德：善良、纯朴、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发的反抗；从而使人们从丑恶的黑暗现实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艾芜有较强的艺术概括能力与处理题材的魄力，善于把一个平淡的故事写得娓娓动听，以景物和环境，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活动，使形象逼真感人。抗战爆发以后的创作，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逐渐取代原先的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汉小说。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见《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艾芜出现在荧屏上，令人倍增亲切与敬慕），荣获“’93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赞赏。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鲁迅评）

“艾芜的文学成就辉煌，他的人品也光彩照人。”（马识途评）

“艾芜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巴金评）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巴金为艾芜小说集《逃荒》撰写《后记》）

“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郭沫若评）

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陈建功评）

艾芜素有“中国的高尔基”的美称。他的早期流浪生涯和早期浪漫色彩的小说跟高尔基确有相似之处，甚至两人的脸相（丰额、大鼻）也不无相似之处。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艾芜是最早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艾芜在创作上是非常严谨、认真刻苦的人，但他早年写的滇、缅边境流浪生活的小说却富有浪漫气息；中年以后仍不能忘情于他的第二故乡，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早年在边境邂逅的那些心地纯洁、情意绵绵、不同于流俗的女郎以及形形色色的边地流浪汉。于是，他有第二次、第三次南行，写出了自己新的“南行记”，仍是那样含情脉脉，诗情画意。（华西都市报评）

新都区大力推进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持续推进艾芜文化研究工作。2013年10月，艾芜故居恢复重建；2014年11月，艾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并被成都市政府公布为首批成都市名人故居保护名录，成都市首批文化地标；2016年6月，艾芜研究学会成立，先后出版了《艾芜故里明珠清流》《艾芜研究》《艾芜资讯》等读物；2018年2月，新都区委编办核定艾芜纪念馆编制，为艾芜文化研究工作增添了有效保障。2019年5月，艾芜纪念馆主体建设和布展工作基本完成，并成功举办“文化名家看四川——走进新都清流”文化交流活动。截至2019年6月，已累计接待参访游客超过40万人次。2019年，艾芜纪念馆被授予“区级社会科学普及基地”。